湖北的十几个城市目前均已处于封闭隔离的状态，为的是遏制新冠病毒的扩散趋势。而境外一些国家也选择把从武汉回国的人们强制隔离两周时间的做法。一段时间里，“隔离”无疑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词。
其实，所谓的隔离检疫 （quarantine） 一词 被用于防止疾病传播由来已久。这个术语来自人类第一次用隔离 （isolation） 的方式阻遏传染病蔓延。
雅各布·罗布斯提（Jacopo Robusti）于1549年所作的画：画中妇女正在给瘟疫感染者的伤口敷料
在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当时威尼斯执行了一项规定：船只必须锚定40天，然后船员和乘客才能上岸。这个等待期被命名为“quarantino”，它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为40。
牛津大学的医学史教授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表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当时人们选择40天隔离期的确切来由。有一种可能是，这是对圣经中所说的耶稣在旷野度过40天40夜的借鉴。
一幅1656年的版画。画中的施纳贝尔（Schnabel）医生来自罗马，穿着当时城市瘟疫发生时医生通用的经典防护服
那之后，人们缩短了隔离时间，但这样的解决方法仍然是世界各国用来限制疫情恶化的关键手段。
在英国，最著名的一个隔离范例是在鼠疫肆虐期间，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的村庄——伊姆（Eyam）自行实施的隔离检疫。
1666年6月，新上任的教区长威廉·蒙佩森（Willliam Mompesson）鉴于周边地区已有疫情报告，决定对教区村庄进行隔离；那年8月，该村每天有5~6人死亡，但基本上没有人冲出隔离；跟着时间推移，病例数下降了；到了11月，疫情消失了。这一次隔离可以说非常奏效。
哈里森说道：“我们会计算隔离措施能否有效地阻止或减慢传染病的蔓延，这是我们实行这些措施的依据之一；而另一个依据来自于政府的其他举措以及对人口安全的保障。”
1900年在旧金山，一名中国男子被发现死于旅馆后(当时怀疑该男子死于瘟疫，后得到证实），即对来自中国的移民设施隔离措施。当时，警察在唐人街的部分区域设置了绳子和铁丝网，只允许警察和卫生官员通行，居民不得进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担心出现慢慢的变多的性传播疾病，先后约有3万名性工作者被隔离。等到确认不再患有性病后，她们才被允许离开。
在疫情爆发期间，曾暴露于SARS病毒的人被隔离；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法规——对那些违反检疫规则并传播疾病的人予以法律追责。
SARS肆虐所造成的难以处理的后果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非典期间，一名男子从中国返回越南河内。图中的他正坐在河内机场的玻璃墙后面
在病毒从中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后，那里的数百人受到感染，其中有44人死亡。而为了阻止非典蔓延，加拿大约有7000人被隔离。
哈里森说道：“在2003年疫情开始蔓延到其他几个国家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隔离措施被人们普遍的使用。这些遏制疫情的手段被认为可以阻止此类大规模流行病的恶化。”
此次面对新冠病毒，中国继续坚决地采用了隔离检疫的方法，收获奇效。WHO称赞中国“面对艰巨的挑战采取了非凡的措施”。
而在上文中提到过的英国伊姆村，在面对可怕的传染病时，也同样当机立断，彻底隔离封锁自己，阻遏了病原体向外扩散。而当今天的我们再去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胸中不禁生出诸多感慨。
1666年11月1日，农场工人亚伯拉罕·莫滕（Abraham Morten）停止了呼吸——他是伊姆村的最后一位死于鼠疫的居民。在4个月前，全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隔离自己，使传染病不扩散到邻村。伊姆村的居民们以这种悲壮的英雄方式阻止了瘟疫的大规模蔓延。
伊姆村的鼠疫始于亚伯拉罕去世的14个月前，当时他们收到了一大包来自伦敦的布料。而彼时的伦敦已经见证了成千上万的居民死于黑死病。与这包湿布料一起来到村子的还有携带鼠疫病原体的跳蚤。
据说一个名叫乔治·维卡斯（George Viccars）的裁缝助手打开了这个包裹，将布料挂在炉膛前晾干，无意中便释放了那些跳蚤上的黑死病。
研究这一个故事的伊姆村教堂理事琼·普兰特（Joan Plant）说道：“可怜的乔治仅仅是我们村的一个访客而已，他为觉醒周（Wakes Week，一个宗教节日）做衣服，结果他永远留在了那里。”
瘟疫席卷了整个村庄。1665年9月至12月12日期间，有42名村民死亡；到1666年春季，许多人都打算逃离家园寻求生机。
这时候，新上任的教区长蒙佩森做出了一个或许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决定——对村庄进行隔离。他决绝地要防止瘟疫蔓延到附近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和贝克韦尔（Bakewell）。
说服村民待在家里等待死亡看起来不是很切实际，而更糟糕的是，这位教区长在当时并不受人们欢迎。
他于1664年4月，其前任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被撤职后，前往伊姆村庄赴任。
蒙佩森想到自己需要帮助后，决定与斯坦利取得联系，希望他能说服村民们执行他的计划。
历史学家肯·汤普森（Ken Thompson）是伊姆博物馆（Eyam Museum）的主席，他表示：“当时，斯坦利一直被流放到了村子的边缘，而教区居民不喜欢也不信任蒙佩森。但是，他们同意会面，并制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
1666年6月24日，蒙佩森告诉他的教区居民，村庄必须被封闭，禁止任何人进出；并表示住在查茨沃斯（Chatsworth）附近的德文郡伯爵曾提议，如果村民们同意接受隔离，他会发放食品和补给。
他还说道：如果大家同意留在村里进行隔离，他也会相伴他们左右，并尽一切力量减轻其痛苦；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不愿看到附近的村庄遭受和伊姆村一样的厄运。
“由于居民们对威廉在教区中的角色不满，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但考虑到斯坦利牧师现在站在他这边，威廉或许能获得支持；而在会议期间，村民们对他计划的合理性产生了许多疑虑；但最终，在斯坦利的帮助下，村民们勉强同意了该计划。斯坦利曾说过，‘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是处理鼠疫的最有效方法。”
“隔离村庄的决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尤其是与村外居民的接触基本上被切断了，这肯定会大幅度的降低病原体在该地区传播的可能。如果不对村民进行约束，更多的人，尤其是邻近伊姆村的人，很可能死于这种疾病。在这种情况下，隔离很有效。”
1666年8月，遇难者人数最多，每天最多有5~6人死亡。那个夏天非常炎热，这也代表着跳蚤更加活跃，而病原体则在整个村庄里不受限制地传播着。尽管如此，基本上没有人离开隔离区。甚至那些原本不愿留下的人也坚持到了最后。
同月，伊丽莎白·汉考克（Elizabeth Hancock）在她家农场附近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和6个孩子。他们都是在短短8天内丧命。
普兰特（前面提到过的教堂理事）的太太是那场灾难的幸存者之一玛格丽特·布莱克威尔（Margaret Blackwell）的直系后裔。在提及伊丽莎白时，她说道：“我没办法想象，在8天之内失去丈夫和6个孩子的悲痛。”
据说附近村庄斯托尼·米德尔顿（Stoney Middleton）的人们站在山坡上看着伊丽莎白埋葬她的孩子——但他们太害怕瘟疫了，不敢上前提供帮助。
另一个瘟疫的幸存者马歇尔·豪（Marshall Howe），也被迫埋葬自己的家人。他自己曾在疫情的早期阶段被感染，但幸免于难。而随着死亡人数的持续不断的增加，一个个家庭被摧毁，豪也担负起了埋葬其他村民的任务。
普兰特太太表示，豪相信自身不会被两次感染，因此担负起这些任务，并常常以自己的财产来帮助受害者。
豪后来将自己2岁的儿子威廉（William）以及妻子琼（Joan）安葬了。他的家人原因是接触了他从死者那里取来的物品而被感染的。
蒙佩森在信中描述了当时空气中弥漫的“悲伤与死亡”的气味。他还写过关于他妻子凯瑟琳的信。凯瑟琳在帮助别人时不幸染上了瘟疫。那年的8月22日，他们在附近的山上散步，凯瑟琳还说空气中有种甜味；而第二天早晨，她离开人世，享年27岁。
“如果您阅读蒙佩森的信，就会知道他当时一定认为自身快死了。他写道：‘我是一个垂死的人。’他很害怕，但他还是坚持着……很难来想象那种情况下的他该是怎样的不知所措——我怀疑他当时度过的每一天都充斥着恐惧。”
幸运的是，病例数在9月和10月下降了；到11月1日，疫情消失了。蒙佩森等人设立的“防疫封锁线”在此次瘟疫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该村有来自至少76个不同家庭的260名居民死亡。在疾病侵袭之前，历史学家估计伊姆的总人口在350~800之间。
他于1669年离开伊姆，前往诺丁汉郡的埃克林（Eakring）工作，不过“瘟疫村”的名声迫使他先住在了拉福德公园（Rufford Park）的一间小屋里，直到居民们对他放心。
汤普森说道：“这场灾难最后导致该村庄至少1/3的人口死亡，但谁能想到那些村民竟会同意隔离这个措施，把自己和家人封锁在致命的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