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军向中朝军队发动生物战。他们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这中间还包括LSD、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生物战，早期称细菌战，是指使用生物武器伤害人畜、毁坏农作物的一种作战。在作战中，通过各种方式施放生物战剂瘟疫，造成对方军队人员和后方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从而达到削弱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的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瘟疫，而瘟疫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然界爆发的瘟疫；一种是人为制造的瘟疫。人为制造的瘟疫就是生物战，在人类战争史上，有两场战争中的两次生物战使中国深受其害。

  一场是日军侵华战争，日军播撒细菌瘟疫；一场是朝鲜战争，美军播撒细菌瘟疫。两次生物战给中国军民造成大量的伤亡。

  生物战是毁灭人类的战法，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战法。本文我们对生物战从源头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开始，1918年11月11日结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产生不可调和矛盾而引起的。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在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最终爆发了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的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

  战争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角逐。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属于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意大利王国等国则属于协约国阵营。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坦克、远程大炮相继投入战争，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也首次进入人类战争。

  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使用细菌战剂，借助马匹把细菌病毒传给协约国参战官兵。

  1916年，德国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用细菌感染战场对手的马匹，造成战场对手人畜感染致死。

  1917年，德国再次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鼻疽和炭疽杆菌，使协约国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同时，德军用飞机播撒污染了细菌战剂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还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图伤害城市居民。

  越南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生物战，美军在“胡志明小道”把生物战发展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胡志明小道”的起点就在横跨越南、老挝两国纵贯南北全境的崇山峻岭中。这里，长山山脉大部为热带森林覆盖。在崇山掩蔽中12号公路从老挝进入越南中部，9号公路通过老挝的班东进入越南中部广治省的辽保，从辽保向东深入，是越、老边界和越南、柬埔寨边界重要运输通道——秘密补给线。越南南方称之为“中央走廊”，是支援南方的“战略路”。

  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让干部南下、北上，北方及外界支援越南南方的军火、物资都通过这条小道，依靠人背、肩扛、牛车拉、自行车载等方式送到战火纷飞的南方。它可以说是越南南北方之间的一条“大动脉”，是一条炸不断的“生命线”。 “胡志明小道”建成的16年中有100多万越南北方士兵、干部和大量军事物资、后勤给养通过这条小道运往南越战场。

  美军对“胡志明小道”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他们采取派兵进攻破坏，空中轮番轰炸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胡志明小道”被热带森林覆盖。于是，美军丧失人性，使用了“落叶剂”发动了生物战。

  为了破解战争僵局，让“胡志明小道”的越军彻底暴露于美军火力之下。美军专门研制了植物毒剂——“橙剂”，也称“落叶剂”。这种“落叶剂”可以造成森林光秃、枯死，也能使农作物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落叶剂”对人类的伤害，接触到“落叶剂”人都患有难以治愈的怪病，痛苦不堪，其后代肢体畸形、智力障碍。

  美国空军联合生物学家共同制定了一场生物战——“牧场行动计划”，空军利用飞机向茂密的越南丛林喷洒这种落叶除草剂，据统计，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喷洒橙剂高达7600万升，仗着这种高效的落叶剂，美军很快就清除了那些遮天蔽日的森林。

  不仅如此，美军还将这种除草剂喷洒于越南的农作物产田中，导致越南的大量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大规模死亡。据统计，当时美军所喷洒除草剂的面积达到了越南南方总面积的10%，不少地区被反复喷洒“落叶剂”。

  战争期间，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的图杜医院，有100多位身患“橙剂后遗症”的孩子，这些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肢体畸形、智力障碍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而他们都是“落叶剂”的受害者。据越南政府声称，遭受“橙剂”迫害的孩子，在越南国内有50多万人。

  据越战结束后统计，美军生物战令越南3000多个村落遭到“落叶剂”侵害，将近400万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美军的这种做法，不仅侵害了越南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导致数10万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人受到“橙剂后遗症”的痛苦折磨。

  美军生物战的噩梦从1965年持续至今还未彻底终结。然而，“落叶剂”发明者阿瑟·高尔斯顿的初衷，并非是为美军制造越南战场上的生化武器。但却被美军利用成为生物武器。这位美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看到越南人被“落叶剂”带来的惨状也后悔不已。

  “落叶剂”是一种高效除草剂，可以快速杀死侵袭植物的传染病，并帮助植物更快的开花结果，它的负面作用，会让植物本身掉落更多的叶子，所以，这种除草剂还被称之为“落叶剂”。

  “落叶剂”对于人体有着相当大的危害。橙剂中所含的二恶英，其化学性质十分稳定，如果是喷洒在自然环境中，需要将近18年的时间才能够自然消减；当它进入人体以后，人体想要将这种毒素自然排出，则需要14年的时间。这种长期存在于人体内的毒素，导致越南人民和参加过越战的美军深受其害，这些毒素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严重病变，甚至都改变了这些人的遗传基因，生下来的婴儿多是一些带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畸形儿童。越南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毒药的残留已对越南的土壤和军民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高尔斯顿得知自己的“落叶剂”被美国政府运用于战场之后，他曾多次试图游说美国政府部门，不要在战场上使用“落叶剂”，只可惜直到越战结束后，美国才宣布了禁止使用“落叶剂”的明文条例，但是，“落叶剂”造成的危害却已经无法挽回。

  号称世界最文明的美国干出了世界最缺德的勾当——发动生物战，残害人类，也自作自受。

  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称，是利用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以及各种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来杀伤人、畜和毁坏农作物，以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类武器。它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杀伤范围大，作用持续时间长，且难防难治。因此，制止生物武器在全球的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鉴于生物战对人类的伤害，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于1971年9月28日由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向第26届联大联合提出，经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推荐此公约。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

  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该公约。截止2002年11月，已有146个国家批准了公约。由于缺乏必要的核查机制，加上有一些措辞不严谨之处，公约的执行与监督困难重重。为此，公约签字国曾于1980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和2001年就该公约举行过五次审议会议。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82个缔约国。公约对于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视公约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1984年11月15日，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 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共15条，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也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他国取得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9个月内销毁一切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可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其他国家违反该公约的行为。具体如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消除生物武器威胁和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生物恐怖威胁不断上升、全球传染病疫情频仍的情况下，利用专家组会和年会等多边形式加强公约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与准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加大投入，提高本国疫情监测与应对的能力和水平。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是提高应对传染病疫情国际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应积极参与并予推动。有条件的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

  中国政府奉行“执政为民”的理念，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中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监测、报告、调查及应对人、动物和植物疫情的全面保障体系，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加以完善。中国还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应对疫情的能力。中国重视并积极推动与相关国际、地区组织及有关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愿与其他各方一道，齐心协力，继续为有效控制并减少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做出贡献。

  生物恐怖的威胁和传染病的跨国流行，使中国深感需要全面加强公约的有效性。这是全体缔约国的真诚愿望和共同义务。中国将一如既往，与各方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为实现公约的崇高目标、使人类彻底摆脱生物武器威胁而不懈努力。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除不生产和拥有生物武器，并发动生物战外，对生物恐怖的威胁和传染病疫情也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以落实：

  第二，不断加强生物设施安全管理及生物剂的安全保卫措施，强化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

  第三，建立了生物反恐管理与应急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未来中国将继续结合履约工作，重点加强在生物设施安全管理、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生物应对能力等方面的建设。中国还将与其他缔约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推进生物安全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约有效性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深受生物战的伤害源于两场战争：日军侵华战争，朝鲜战争；加害者是：日军和美军。

  1936年，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于国际法明确规定，不允许研究和使用细菌武器，日军只好“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防疫给水部”是解决关东军的饮水问题，实际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由于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大佐，日军通称之为“石井部队”。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为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总务部和训练部等5个部。第一部研究鼠疫、霍乱、伤寒、白喉、结核，炭疽热、破伤风和马鼻疽等所有传染性病原菌的利用方法和预防方法；第二部担任细菌炸弹和滤水器的制造以及研究进行细菌战时的气象条件；第三部叫做“朝日奈班”，是研究麦角病，豆类立枯病，玉蜀黍黑穗病等攻击农作物的细菌。此外，还有—个拥有7架运输机的飞行队，属第二部管辖。

  防疫给水部在牡丹江、黑河、嫩江、海拉尔等地还有研究支队。海拉尔研究支队外称为满洲第五四三支队。总之，这支部队的作战目的就是在大块地域内撒布传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

  到1939年时，“防疫给水部”已经研制出“石井滤水器”、“火焰喷射器”、“石井细菌喷射器”、“石井细菌瓷壳炸弹”等新式武器。并培养出了成吨的各类传染病菌，有些已经放在华中战场上。

  日军七三一部队先后进行了丧失人性的多种类型的人体试验，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鼠疫杆菌。主要培养在跳蚤身上，这些跳蚤因饥饿就要吸血，很快地能在人畜身上蔓延传染。一般症状是发高烧同时发冷打颤，恶心得厉害。结膜充血，步行困难，语音涩滞等，如同酒醉。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发烧，以致皮会变成黑色。患者一个星期就能死去。在菌量多或菌力非常强的时候，能在细菌侵入血液前，引起毒血症而死亡。

  ——炭疽热菌。是一种在炮弹破片所造成的创伤上发生的感染病，伤口小而又不干净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病原菌叫做“炭疽”但并不只是一种菌，一般广泛分布在土壤中，呈现类似症状的一系列菌群，能产生强烈的毒素。发病时伤口周围红肿，体温急剧上升，引起肌肉坏疽并产生炭气，潜伏期五至六小时后突发性死亡。

  ——斑疹伤寒。是寒带病的一种，也叫做战争伤寒，几乎是战时必然发生的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对战争胜、败有很大影响，是由战场上的跳蚤和虱子来做媒介的。

  ——鼻疽菌。是马、牛、羊的大敌，得病以后从鼻子流出很多浓鼻涕，两周内就死亡。

  ——霍乱孤菌。能引起急性肠道传染病。症状是腹泻、呕吐，大便很稀像米泔水，四肢痉挛冰冷，休克。患者因脱水而眼窝凹陷，手指、脚趾干瘪。

  这些细菌都是用活人做试验研究出来的，被用于细菌试验而死亡的达数千人，大都是反满抗日的民族斗士和无辜的平民。试验过程灭绝人寰，惨无人道。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7000余无辜生灵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用作活体细菌试验材料，无一生还。2010年5月，近3000余受害者的确切名单已经被确定。

  1940～1944年，日军多次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浙赣铁路沿线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有1000多人发病死亡；1940年，仅宁波一地就发病99人，死亡98人。而日军山东省播撒瘟疫，造成的人员伤亡更是惨无人道，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有至少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

  1938年8月6日，丧心病狂的日军为了尽快占领武汉，日军陆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下达了大陆指第225号关于“今后准许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此令一出，“毒魔”四起，仅8月21日一11月21日，日军进行化学攻击达375次以上，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发(个)，造成了军队成营、成连中毒死亡，导致阵地失守。最为惨忍的是，由于日军大量使用刺激剂、窒息剂、糜烂性毒剂，“星子华军竟全师中毒死亡”。得意洋洋的日军在报告中也掩饰不住战争疯子的狂欢，说：“这次使用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收到了超过预期目的的效果，促进了作战过程。”

  接着，日军继续从国内增派化学部队到中国战场，把细菌战、化学战推进到全面、经常地使用阶段。

  1940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1942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几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瞳”惨案。

  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2000余次，遍及中国18个省，使中国伤亡8万多人。“二战”中，各军事大国加强了化学战的毒剂储备，英国500吨，美国1100吨，日本3610吨，德国12000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攻击，其它战场只发生了偶然使用或在集中营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武器受害国。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为朝鲜战争中美军对中朝发动生物战奠定了基础。为此，石井四郎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朝鲜战争中美军向中朝军队发动生物战。他们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

  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一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不是能够用于军事目的。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1月28日早晨，志愿军第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此后，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

  据统计，在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这次中国爆发的瘟疫属于自然界爆发的瘟疫，也属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中国签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曾向联合国承诺：中国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与准则，建立并逐渐完备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加大投入，提高本国疫情监测与应对的能力和水平。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是提高应对传染病疫情国际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应热情参加并予推动。有条件的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还将与其他缔约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推进生物安全工作，为逐步加强公约有效性做出积极贡献。

  这次中国爆发新冠病毒肺炎没有向世界隐瞒，并积极控制疫情向各国蔓延，中国政府领导全国全力抗击新冠病毒肺炎，以大国负责的姿态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仅履行不生产研制生物武器，不发动生物战的承诺，而且还将自然界爆发的瘟疫病毒控制在最小范围，全民动员打响消灭新冠病毒肺炎瘟疫的歼灭战，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世界交出合格的答卷。